每临春节,我往往莫名其妙地就想起曾穿着不合身新衣乐滋滋过新年的情形。
“布票”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年,肚子刚刚温饱且手头有点积余的老乡们,为圆新年换新颜的简单梦想,一到腊月就纷纷请裁缝师傅上门做新衣。裁缝师傅上我家,一般都在每年腊月二十之后。尽管那段时间属于“忙年”的高峰期,但裁缝师傅的一个“通知”,父母便立即放下手中活计,全力以赴地做好服务裁缝师傅的工作……
连续多年给我们做新衣服的裁缝师傅是一位姓张的男人,40多岁的样子,有些柔弱,手脚纤细如女人,脸庞瘦削,脸色有些苍白,头发也柔软,背有点佝偻,偶尔还会咳一下,声不大,沉沉地咳,好像来自脏腑深处。他右脚好像有点不大灵光,父亲说那是长期踩缝纫机形成的“后遗症”,也许是缺少像山村男人那样田头地尾的体力劳作,缺少风吹日晒的洗礼吧。但他有一双纤纤细手,这双手啊,让我们小屁孩魂牵梦绕,因为这双手只在自己身上游走一回,我过年穿新衣的梦想便能实现了。
张师傅谋生的工具,除了一台半新的“蝴蝶”牌缝纫机外,也就是一根蜡黄的胶尺、一把大剪刀、一个老式的电熨斗和几个用来画线的彩色粉饼了。他一般要在我家上工三四天,工作的基本步骤高度一致:量身、画样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。但父母对张师傅的要求却每年都不变,就是我们兄妹的衣裤必须先做好。因此,布料不够或裁缝师傅忙不过来,过年没新衣穿的,往往都是父母。所以当时山村有这么一种说法——过年,再缺,也不能缺孩子一身新衣服……
清楚记得,从6岁到11岁,每年张师傅给哥哥和我量身高、袖长、腰围、裤长的时候,母亲再忙也会丢下手中活赶过来“监督”,并总站在一旁加以“指导”:放长一点、再放长一点,放宽一些、再放宽一些……张师傅“嗯、嗯”点点头,却并不改已记在小本子上的数字和符号,因为答案已在数字里。就这样,在母亲和张裁缝的合谋下,我和哥哥过年时便从没穿过合身的新衣服。裤管长、手袖长,往往要折叠二三折才能穿,并且衣裤都很宽松。可就是这样不合身的新衣服,我们连试穿的机会也被母亲“剥夺”,她担心我们会找裁缝师傅闹,于是裁缝将每一件衣服、每一条裤子熨烫后,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兄妹的新衣裤叠起锁进衣柜。直到吃过年夜饭后,她才让我们换上新衣服。
显然,母亲千方百计地要裁缝师傅给我们缝制宽大的新衣,并非估计我们身体长得那么快,而是期待新衣服能穿几年。然而,我们却不能体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,过年穿上新衣服后就把母亲的叮嘱当成了耳边风,一疯起来哪管卷起的衣袖、折起的裤管掉下来,结果一件新上衣、一条新裤子,没等放下一道折,多余的衣袖、裤管就破了。待穿合身时,衣服更是破烂不堪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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