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四岁就踏上了“逃亡”之路，从幼儿园逃回家。
我在幼时寡言懦弱，不知道怎样穿过吱吱嘎嘎的大木门——门平时锁着，由镶大金牙的转业干部看守。出幼儿园往东拐，有一棵遮盖天空的沙枣树，沙枣树长满刺和灰而微红的小沙枣，重要的是，沙枣树站在十字路口西北角，枝叶遮住了派出所的窗户。那时候，派出所比庙还清静。沙枣树对面是盟委，北面是体育场和盟医院。沙枣树成了方位标志。我跑过马路，手摸着盟委的砖墙往前跑。从砌成花孔的砖墙往院里看，那里种着西瓜和香瓜。我的目光从蔫了吧唧的叶子间发现西瓜身上的黑道时，精神大振，西瓜！它傲慢地躺在地上，瓜叶为它遮阳。盟委的果树结满了沙果、槟子、鸭梨和樱桃。沙果树像蹲着的力士举起一个结满果子的柴火垛，短粗胖。这些景物是我逃跑路上看到的，墙上菱形的孔像一幅幅画面连缀在一起，和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原理一样，一秒钟二十四格。我手摸墙跑着看过去，甚至看得见树枝间的樱桃上站着一只橙色的甲虫。甲虫壳上有六个黑点，从这边只能看到三个。我“逃亡”不是为了看这些破水果，我才四岁，长托，我要回家。再往前，是一片平房，这是盟委家属院。夏天，每家院子里都积雨水，小孩子们高兴地光脚踩水回家。
我们家住在盟公署家属院的最后一栋，如果不去幼儿园，我就和伙伴在房后的大坑拣煤核。煤核即所谓焦炭，轻而有孔，可燃烧。我们拿它当剃头的推子，在别人后脑勺推一下，人疼得龇牙咧嘴。那时候，马路都是土路，中间高，两边低，便于排水。我沿着干燥发白的大马路往家跑——我多在星期六的傍晚潜回家，成群的雀鸟像风暴一样冲入县财税局院里大柳树的枝叶里，天空的云絮如同金箔的鱼鳞。
回家，我推开门时，每每把我妈吓一跳，然后她拿出好吃的让我享用。她和我爸常常下乡，不得已送我长托。我依稀记得，我妈赞叹我的勇气和智慧，以四岁之身穿越那么多街道跑回家，“像猴子一样，”她说。
这时，常常在我回家一小时左右家门又被推开，闯入失魂落魄的幼儿园阿姨。她们遍寻我不见，最后绝望地来我家“报丧”，却发现坐在小板凳上吃香瓜的我。阿姨又惊又怕之心放进肚子之后，委屈地哭起来。她们只有二十岁出头，找我的周阿姨哭的时候都端起胳膊擦泪，用右胳膊擦过双眼，然后再用左胳膊。阿姨哭完后，我妈搂住我，她知道阿姨要说什么了。
“孩子跟我走。”阿姨说。
“让他在家住一晚上吧。”我妈请求，他跑回家多不容易啊，这是她想说而没说的话。
“不行。”
“就这一次。”我妈求情。
“绝对不行。他在家住一宿，以后就老往家跑了。”阿姨说。
当我的胳膊被阿姨的手攥住时，我开始放声大哭。我对世界的所有不解，包括心理学说的迷惑、愤怒、压抑和恐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。我每次逃回家，我妈先哭，然后阿姨哭泣，最后我哭。我的哭阻止不住阿姨把我拖出家门，我边哭边回头，见我妈用衣襟擦脸上的眼泪。总之很悲剧，一路上，阿姨的手一直紧紧攥住我胳膊。回到幼儿园，我手腕的肉被攥白了，与周围血色久不汇合。
我被拖拖拉拉牵回幼儿园，那滋味跟上刑场差不多。我逃回家，每一回都被擒回幼儿园。为什么我妈不把我送回幼儿园呢？那就不会有下一回的逃亡了。
我们的眼泪，从小就洒在我们的脚下，但并没让我们懂得什么。我们从眼泪里没得到任何启示。“逃亡”是心理学的大命题，据说亚历山大征战也是为了逃离。我暗暗发现，我喜欢越狱的电影。在潜意识里，我把从幼儿园开始所见到的一切有院墙的地方都看做监狱，都想逃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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